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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日新：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世界之最
分类:百家争鸣
2007.5.8
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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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日新：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世界之最点热帖
作者：刘日新 一、当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事实 当前中国社会是否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理论界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肯定者忧国忧民，列举一些事实和数据，并用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来加以论证，希望尽快改变这种状态。反对者安富尊荣，根本不承认有关这方面的事实和数据，还说国际上通用的指标不适用于中国；认为提及这个问题是故意炒作，蛊惑人心，反对改革。本文拟谈谈自己的看法，摆事实时尽可能的少涉及国内学者个人的材料，多引用一些国外著名机构和国内权威机构的材料。还要分析一下当前中国这个严峻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由于这个问题大，我的看法肯定带有自己个人的色彩，欢迎批评指正。 国家统计局没有正式发表当前全社会居民贫富情况的材料。《2006年中国统计摘要》只发表了《农村居民贫困状况》一张表，列举了1978年至2005年的一些数字。1978年贫困标准为每人100元，农村贫困人口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30.7％。到2005年，贫困标准提高为每人683元，农村贫困人口减为2365万人，所占比重下降为2.5％。应当说，这里反映的贫困人口减少的趋势，可能是对的，但具体数据尚值得研究。 上世纪末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熔基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后来他以此为书名，写了一本书，轰动了中国社会。稍后，一对安徽作家夫妇陈桂棣春桃，历时二年，跑遍了该省农村，访问了各级党政干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本《中国农民调查》，反映了农民贫穷的生存状况，他们受剥削压迫和拚死抗争的事例。2004年1月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数3万册，可说是畅销书了（如包括盗版和复印，其数量更大得难以估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就是“三农问题”的由来，使人们对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的社会地位和贫困状况有所了解。现在党和国家经济政策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即源出于此。 另据国内外媒体报导，在全国进入小康社会的平均数后面，尚有大量未解决温饱人口，包括城镇登记和未登记的失业人口，城市低收入贫困人口和城市低保人口，农村无地、无职业、无社保的“三无”人口，因天灾人祸致贫的人口，等等。对这些人群的数量各方面估计不一，总数可能上亿人。 外国对中国贫困人口的估计值得注意。据世界银行的《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估算了2003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按贫困线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计算，其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16.6％。（引者按：据此计算出绝对数为21400万贫困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贫困人口在增加，这一比重在提高。美国的大报《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转载联合国的数据说：“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大陆有18％的人口每天生活费支出不足一美元（引者按：据此计算出绝对数为23500万贫困人口），在都市的每个角落中都可以发现穷人。”我们的主流学者对许多事情都提出要“与国际接轨”，这里联合国按对世界各国都统一使用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应当说是无可厚非的。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情况，我们的官方对此是忌讳谈论的。但事实客观存在，国内外的学者对此作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且莫提国内学者个人的观察，先说说国外的看法。还是上面提到的《纽约时报》说：“在过去的十年里，虽然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据称在在百分之七以上（引者按：据国家统计局数字，从1996－－2005年，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以上），但富人财富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穷人，致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世界银行2006年12月1日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从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这个数据一发表，打破了世界纪录，推翻了发展经济学（按：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总结一系列国家的经验，提出的“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这个原理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全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应会“水涨船高”。中国近几年的事实恰好与此相反，不能不引起举世震惊。 再看国内比较权威的、具体是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本书顾问为多年连任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王春正、朱之鑫，主编孔泾源，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页）这就是说，贫富收入的差距达到了32.1倍。以上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主要观点和所列数据，基本上吻合，可以说是共识。 再谈衡量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这是一个中性指标，不带意识形态性质，二战后世界各国都在使用。国际上公认，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在0.4以上，过于不平均，可能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国家统计局机关报《中国信息报》透露，中国的基尼系数，1984年为0.24，2004年为0.47，二十年翻了一番。贫富差别拉大的速度如此之快，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世界银行在《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关于部份国家2003年贫困及收入分配状况表，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除了个别情况特殊的国家外，远远高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一般发展中的国家。例如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也是西方国家贫富悬殊手屈一指的国家，2003年基尼系数为0.408，而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竟比美国高出9.6％，这不是很值得严重关注吗？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2003年基尼系数为0.249，中国比它高出约80％。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2003年基尼系数为0.316，中国比它高出41％以上。近邻印度这个贫富悬殊举世闻名的发展中的大国，2003年基尼系数为0.325，中国比它高出37.5％。这些客观存在的严酷事实，难怪要引起国外的尖锐评论了。还是那份《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经超越美国、日本、韩国及印度。事实上，它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大陆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文章说：“中国至今虽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经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在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份人要做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的工具。”“除了贫富差距，大陆的社会心态也已经发生了畸形变化，许多中国富人把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冷酷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中。当被问及贫富收入差距太大的问题时，一名受访的富人声称：‘如果我们要达成完全的市场经济，就必须牺牲穷人。’”《纽约时报》这一段话，有的带有明显的偏见，但提到的一些事实，不是很值得发人深省的吗？ 现在再看看我国主流学者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如著名西方经济学家厉以宁，去年说：“中国贫富差距大吗？中国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杀富济不了贫，…”“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即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的，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这哪里像一个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家说话，完全是一个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的、赤裸裸的、凶狠的资本家咀脸的大暴露。据媒体透露，这个号称“厉股份”的学者、资本主义改革派兼官僚（全国政协经委副主任），其家属所敛资财在成亿元以上。存在决定意识。这么多的资本决定了他的上述言论，不是很自然的吗？ 另外一个资改派学者樊纲，公开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两极分化…”（媒体介绍，樊纲是“京城四少”之一，曾去美国镀过金，被西方发达国家封为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个研究所一直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众所周知，美国福特基金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还有一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媒体称他是个官僚学者，睁眼不看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困事实，说什么“现在的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听上去好象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是上海滩的大秀才，最近（今年2月8日）答《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基尼系数不适用于中国。以此炒作，是反对改革。前不久他还硬说：“毛泽东时代中国贫富差距最大，那时贫富悬殊远远超过现在。”这些学者不顾事实，蛮不讲理，乱扣帽子，颠倒是非，由此可见一斑。这里需要摆一点历史数据，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关于我国的基尼系数，据统计，1964年为0.184，1978年为0.2。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0.26逐步上升至0.34，90年代突破了0.4。这一系列数字铁证如山，试问凭什么说毛泽东时代中国贫富悬殊远远超过现在？ 我们的官方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同那些十分武断的资改派学者比较起来，倒稍许客观些：承认存在分配不公，并且认为近年来贫富差距有拉大的趋势；但总的来说还处在可容忍的范围；而且坚持认为，中国尚未出现两极分化，提出要相当长时间才能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例如，前年国家发改委给予中国老教授协会财经研究所一个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课题，该所征询了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学者的意见，几乎异口同声是这种说法。老教协财经所的研究人员在内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不切实际的意见，认为当前的情况严重得很，内部搞研究，不能人云亦云，只“唯上”，要从实。 二、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达到如此程度，不是偶然的。对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与主流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如所谓这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见《人民日报》2006年12月27日经济新闻版，樊纲短文《收入差距为何拉大》）试问经济体制改革二十多年了，把改革后出现的现在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归罪于旧体制，这怎么说得过去呢？还有所谓产生的原因，是“发展问题”。如樊纲此文认为，只有通过持续长久地发展，才能解决差距拉大的问题。也有人说：“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北大教授张维迎）把当前严峻的分配问题，推拖到未来的发展，这是不负责任，不想解决问题。事实是，从1978年至2006年，28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倍多，在世界上的位置由第10名上升为第4名。试问发展的时间，还不够持续长久吗？发展的速度，还不够快吗？在世界上排名的地位，还不够高吗？只追求发展，不管分配，蛋糕即使做得再大，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试问这样下去，要拖到哪年哪月才解决问题呢？ 我认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1、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误导了我国的改革。我国著名的已故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曾经指出：“在我国经济学界，这些年又渐渐滋长了一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倾向。…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为丁冰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所写的序言，此书1995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我认为，陈岱老的估计不幸而言中。由于西方经济学对我国改革的误导，当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是这种悲剧性后果的一种表现。 面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汹涌浪潮，我国的正派学者和有关部门也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高校理论战线杂志社，1994年起组织召开了多次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出版了《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两本书（高鸿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和1996年出版），收集了与会学者包括陈岱孙、陶大镛、高鸿业、吴易风、胡代光、范家骧、李成瑞、奚兆永、杨德明、丁冰等学者几十篇文章，也有本人三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与产权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这两本书破除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及其对改革的干扰，起了一定作用。 XX部1990年5月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尖锐地指出：“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极力反对我们揭露和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甚至主张加剧两极分化，期望中国出现更多的百万富翁以至亿万富翁，培植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即他们所谓的中产阶级，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们宣称：“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中产阶级的形成。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其实，以所谓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和民主社会，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目的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培植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这里把我国那些信奉西方经济学搞自由化的人，他们要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政治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的了。由于高层领导的自由化倾向，反对这种正确意见，不择手段把它压下去了，结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态势愈演愈烈。 2、最为严重的是假经济体制改革之名，加速推行私有化，加剧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态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原来本意是要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下放管理权限，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调动企业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更快发展。这在全会的公报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时的著作中都讲得很清楚。 但后来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传入我国，与资本主义改革派结合起来，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弯曲为经济制度的改革，大搞西化、私有化，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分配的经济基础。 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3页）改革开放前，原来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工厂，普遍实行八级工资制，工资差距一般限制在三至五倍。在农村，生产队普遍实行工分制，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个别时期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钣，干多干少一个样。这是当时已经纠正了错误，不是过去的主流。）在干部中，从1955年起至80年代末实行行政等级工资制，共计24级，月工资1级（国家主席）为594元（60年代困难时期曾自动降低了工资），24级（办事员）为45元，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只有十二三倍左右。当时城市生活费用较低，三四十元的月工资，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过去中国收入分配体现的公平精神，在世界上都是闻名的，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赞誉。 改革开始后，在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搞小农个体经济。小生产是一种不稳定的经济，个别少数人可能上升为富裕户，多数可能破产变成穷人。据人民网最近（2007年2月下旬）报导，1978年揭开农村改革序幕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村民严德民说：“由于一家一户这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下，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村长严宏昌（“承包”的带头人之一）的弟弟严富昌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他指着所住草房的屋顶说，这里有一个大窟窿，晴天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晚上可以看见月亮星星，一到雨天，这里就漏过不停。由此可见，在宣布全国人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的平均数后面，农村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包括最先改革的地区。 十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的历史绝不能在我国重演。”（《促进九十年代农业稳定发展的建议》，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作为参阅文件印发，上送中央领导，下发省市部门）。此后，基本建设乱占耕地之风并未刹住。去年全国共减少耕地1011万亩，垦复550万亩。垦复的生地其肥力和产量，都赶不上原有的熟地。高速公路在外国因要征用私有土地，建设起来较难。而在我国，从1990－2005年就建成4.1万公里高速公路，15年赶上美国30多年的建设，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这是大量圈占农民土地的结果。还有许多建设项目，情况也大多如此。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内地边远地区，就说在中央眼皮底下的京津两个直辖市。据《人民日报》今年3月27日报导，最近国家审计署查出，北京市六环路一段高等级公路共征地6817亩，2001年8月开工，翌年10月通车，市政府迟至2003年才申请征地审批。最近天津市各区县假借新农村建设之名，违法占地之风越演越烈。土地是国家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农民的命根子，一旦被占用了，他们就成了“失地农民”，无依无靠，一下子坠入了贫困人口行列。很难估计清楚，目前全国失地农民到底有几千万人！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从南到北一些省市的农民，由于土地被征用，他们上访无果，就自发的组织“护地队”，打响土地保卫战。（《报刊文摘》2007年1月5日） 在农村因病致贫，贫病交加，无钱医治而死亡的人口有增无已。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今年2月底说：“尽管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过去30年人均寿命只增加了3岁。”（引者按：据查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从1981－2000年，20年人均寿命增加了3.6岁。而1950－1978年，28年按男女分别计算，增加了13.1—19.8岁。）世卫组织这位代表又说：“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大量补贴医疗卫生系统，有偿或者无偿地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以及预防性护理。在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府撤销了大部份这类补贴，医院和诊所不得不依赖对患者进行收费。一些贫穷的农村地区，医疗保健要么很少，要么根本就没有。即使医疗保健能够得到，价格经常高得使一半中国人有病不敢去看。”这些话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我国过去和现在的医疗保健和人均寿命情况，以及目前城市特别是农村居民因病致贫，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的原因。 在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反复批判过去的工资制度是搞平均主义，实际是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人为的制造贫富悬殊。对工人公开提出“砸烂铁饭碗”的口号，使广大工人群众跟着共产党闹了几十年革命，好不容易挣到的工作岗位－－“铁饭碗”给砸了。使他们时刻处于失业的威胁，重新受到列宁说的资本主义“饥饿的纪律”（相应的封建主义实行的是“棍棒的纪律”）的管制。并且拉开工资差距，实行奖金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以后进一步实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国企改制实质上是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有的是低价出售给私人，有的搞管理层收购（MBO），可以说是半卖半送。企业的性质变了，分配关系也变了，实行所谓按要素分配，实质上主要是按资（本）分配。老总（厂长）变成了老板，工人由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力（打工崽）。收入差距大为拉大，工人的月工资一般几百元，老板的年收入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有几千万元的。这样，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了。 3、在经济政策上只抓发展，不抓分配，是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说生产是起点，那么消费就是终点。只单抓生产这个起点，勿视消费这个终点，就会使整个再生产过程不顺畅，甚至受阻和破坏。我们的政策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只强调发展生产，片面的说这是“硬道理”，而忽视分配，似乎这是软道理。这一说法传延至今，有的学者现在仍奉为不可移易的圭臬，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分配问题上，在政策上又提出一些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相矛盾的口号，如“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等等。这些口号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产品分配、特别是按劳分配理论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13页）；在实践上，把社会分配问题引向岐途。《哥达纲领批判》指出，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的天赋不同，结婚与否，子女多少，在按劳分配的条件下， 三、解决中国当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对策 由于对当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认识很不一致，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大不相同。首先，我不同意一些学者就分配论分配的意见，如提出主要靠通过财政政策用再分配的办法，从富人多抽一点税收来做扶贫济困事业；有的还提出用西方经济学所谓第三次分配的办法，靠富人的旋舍通过慈善捐款来救济穷人，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治标，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也不赞成那种慢慢来，实际是再拖它十几二十年再说的观点。连邓小平晚年都感到时不我待，财富在一边积累，贫困在另一边积累，担心有一天会出问题。如果再拖延下去，有朝一日积累的矛盾像火山一样爆发，岂不悔之晚矣！我提出的对策是： 首先，中国农村重新全面实行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这是解决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治本之策。由于上上下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相去甚远，所以需要多说几句。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是中国贫困人口聚集最多的地方，农民是最大的贫困群体。解决了这一部份人的问题，就解决中国贫困人口的大头。而且所提建议不是生活上临时救济的权宜之策，而是从生产抓起，在制度上安排，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治久安、一劳永逸之计。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中最难实现的一化。中国不搞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而不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就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论述过了的，也是前苏联和中国几十年实践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有位著名学者提出，中国农民要富裕起来，只有减少农民人数。农民人数少了，人均耕地就多了，不就富起来了吗？这种意见乍听起来似乎蛮有道理，是高见，大报也多次宣扬过。其实，这样一种简单的减法，是小学生的算术，根本上不可行。目前中国有七亿多农民，现有的十几亿亩耕地最多只需一亿农民耕种就足够了，试问还有六亿多农民往哪里摆？这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可见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通盘考虑，是不行的。 中国有领导农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的丰富经验。中国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胜利的。在全国解放前22年的革命战争中，从江西到陕北，就有领导农民组织互助合作的零星经验。新中国成立后30年，积累了农业合作化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 1956年毛主席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几亿农民响应号召，在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壮举。这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造成农业减产，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每年以5－6％的速度上升，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联系当前的实际，重读此报告，回顾这几十年历史，仍可得到不少启示。 “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如今大量是被“圈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报告还从经济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从政治上，论述了农业合作化，把巩固工农联盟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只有这样，工农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否则就有被破坏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8－191页）这些话至今不仍然有现实意义吗？ 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人民公社化走了一段曲折的路，后来退到以生产队核算的基础上，农业生产又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持续了三十年之久，其巨大影响在我国农村至今依然存在。现在全国从南到北各地坚持下来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有8000多个，在这里没有“三农问题”，没有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他们在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方面取得的成就，发出耀眼的光芒，是亿万农民前进的方向和榜样。 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被解散，农村普遍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在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风阳花鼓’中唱的那个风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5页）1990年，他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现在时间过去十几二十年了，提出实现第二个飞跃，重新发展集体经济，应当说是时候了。去年政府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用公司加农户的办法，使一部份农民通过这种方式脱贫致富。应当肯定，这是好事，但这只能使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农民受益，内地广大农村是无法实行的。要使全国各地农民普遍脱贫致富，还是重新全面搞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使新农村建设有个载体，比较切实可行。 重提合作化，是有不同看法，有阻力的。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前几年又是写文章，又是答记者问：说他过去是宣传合作化的，现在小岗村的农民教育了我，认识到搞合作化错了；只有包产到户，才是农民的唯一出路。如今不知道这位学者面对小岗村的现状，又作何感想？前几年他说：“小岗村的农民教育了我”，在此只想问一句：马克思和恩格斯教育过你没有？作为经济学家，老祖宗的基本著作肯定是读过的，只是因为自己现在已经“转向”，把老祖宗的书丢在脑后罢了。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许多年轻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老祖宗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可能没有涉猎，下面简单提及一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深入研究了法国和德国的农民问题，他们关于法德农民问题的几篇著作，对我国当前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深刻指出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只有“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做到大生产优越于小生产。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从事社会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53－454页）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一文中，对当时德国农民各个阶层作了分析，指出人数最多的农业工人，要把土地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大农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作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这以下大黑体字都是引者改的）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95页）“而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我们对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10页） 列宁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工业方面一样，是专以生产者的苦难史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页，列宁：“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节）所以，他在去世的前一年，特别关心农民和农业问题，以口授方式写了《论合作制》一文，指出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就是社会主义企业。只有实现了完全的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列宁选集》第四卷686－687页）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遗志，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致力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集体化，构筑了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而此时西方国家则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生产倒退几十年，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城乡居民蒙受了空前的浩劫。当时苏联恰好“一五”计划完成，经济高速发展，消灭了失业，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普遍改善。这一切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苏联追赶美国成为超级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实现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农民摆脱贫困，以及苏联在这方面取得的实际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其次，坚决维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是解决目前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必须采取的根本措施。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消费资料的分配。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发展尽管有些波折，但总的来说，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对农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城乡集体经济获得蓬勃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既促进了生产持续的快速发展，又保证了广大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促进的条件下，亿万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用自己的双手，构建了共和国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大厦。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正在向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政策上虽然一贯宣传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但具体执行上许多地方和部门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是改掉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国企改制，实际是将国有制改为私有制，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出卖。正如去年国家体改研究会高尚全会长主持的西山会议上，资本主义改革的“精英”说的“打左灯，向右拐”，肆无忌惮地搞私有化。他们宣布，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已大功告成。 在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关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学者，眼看着国有企业的个数不断减少，经营范围不断缩小，比重不断下降，他们感到忧心忡忡。一些醉心于资本主义改革的人，则额手称庆。1980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6％，至1997年，下降为25.5％。国家统计局的机关报《中国信息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国有企业比重下降无须忧虑》。此时国家统计局宣布，从1998年起，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反映国有经济状况。由于这个指标包括的范围扩大了，当年国有企业的比重不降反升，达到了28.5％，显然比重被人为地夸大，不符合实际情况。 国家统计局《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根据经济普查资料，发表了2004年的工业总产值数据。我据此计算，国有工业所占的比重只有15.3％了。时间又过去两年了，估计现在的比重还要小于此数。前不久全国工商联发布去年内资私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5％，这个数据得到了吴仪副总理的确认。这就是说，目前中国私有制已经取代公有制成为主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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